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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检察官董文欣

发布时间:2015-06-02 10:01:00 来源:法制日报

  

   人物简介

  董文欣,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侦查二室主任,1993年起从事检察工作,22年来坚守在办案一线,先后在公诉处、反贪局和反渎职侵权局等岗位办案,查办渎职案件30多起、厅局级干部4名,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亿元

  “除了办案,别的我都不会,要是再连案子都办不好,我怎么配做检察官。” ——董文欣

  连续72小时没合眼,从接触犯罪嫌疑人到将其立案拘留,案子连轴转着办下来,终于能够松一口气。

  这是董文欣办理一起警务人员徇私枉法案时的经历。

  像这样的办案过程,在董文欣22年的检察官生涯中,不知道有多少。

  在朝夕相处的同事们眼里,董文欣工作努力、踏实,为人耿直、不打官腔。

  就是这位朴实无华的老实人,成功“撬开”几十名落马官员的嘴,成为了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王牌”检察官。

  做足功课:获取涉案人员信任

  2012年12月,武汉市1.26万辆出租车被媒体曝出高价低配、刹车系统存在隐患的行业黑幕。一时舆论哗然。

  武汉市检察院迅速成立事件成因调查组,董文欣第一时间被召集过来,成为调查组主办检察官。

  谈起这个案子,董文欣坦言,当时压力特别大。

  经调查,办案人员发现,2011年就曾有多名出租车司机向武汉市客运出租车处反映汽车刹车存在安全隐患。原客管处处长唐汇明安排下属就此询问汽车生产商,得到对方“刹车没问题,是车辆保养问题”的答复后,并未进行核实就将此回复给出租车司机及上级部门。

  而唐汇明到案后,一直很不配合检方调查。

  董文欣心里明白,他面对的官员心理素质稳,不会轻易认罪。

  为了在短时间内查清案件真相,董文欣做足了功课。他找到涉事的几家出租车公司老板和客管处,双方互相推诿。

  早已研究过案情的董文欣直截了当地问出租车公司老板:被曝光的车型配置少价格贵,为何还购买?

  出租车公司老板答不上来,只好交代:都是按客管处要求买的,这之间有金钱交易。

  随后,董文欣陆续找当事人、知情人、证人等谈话100余人次,收集有关书证材料310余份。

  心中有了谱,再去进行讯问,讯问对象一开口,董文欣就能从中揣测出讯问对象想隐瞒什么。

  “要让他们开口说话,就得说点他们想听的话。”董文欣说,偶尔透露一些对方关切的问题,争取对方的信任,同时还要向其指出,态度好坏可能直接影响量刑。

  僵持许久后,在一次讯问中,唐汇明主动提出请董文欣来提审自己,并将受贿90.5万元、滥用职权的行为和盘托出。

  情感关怀:尊重落马官员功绩

  “讯问是心理战,来硬的还是来软的,都要考虑。”这是董文欣的经验之谈。

  2014年5月,经湖北省检察院指定,武汉市检察院开始侦查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光谷建设投资集团原董事长沈烈风滥用职权、受贿一案。

  面对曾经的“局级干部”,董文欣知道自己有一场硬仗要打:沈烈风的几名部下此前被抓,他知道自己被调查的问题在哪,肯定做好了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果不其然,一连几次的讯问,沈烈风都避重就轻。

  “他在官场上这么多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早就练得炉火纯青了。”董文欣想了又想,决定以情动人。

  沈烈风被刑事拘留时已59岁,阅历丰富,对抗性强,自认为有成绩、有功劳。

  董文欣认为,对这个年纪和级别的官员,如果一开始就将其否定得一文不值,对方会很难接受。

  于是,董文欣转而经常关心沈烈风的健康状况,时时肯定他多年工作取得的成绩,一步步靠近沈烈风的情感,让其不再视自己为敌手。

  另一方面,董文欣继续向沈烈风剖析渎职贪腐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激发他的悔恨,还通过证人证言和相关书证让他感到唯有坦白才能从宽。

  最终,沈烈风交代了其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的犯罪事实。目前,该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同行博弈:外围渗透对手防线

  查办职务犯罪这么久,董文欣最头疼的还是讯问自己的“同行”。

  “我们的武器都是一样的。”说起与涉嫌违法犯罪同行之间的博弈,董文欣笑言,不能硬拼,就只能智取了。

  2008年,武汉市一城区法院执行庭原副庭长周某滥用职权案进入攻坚阶段,负责侦办此案的区级检察院侦查人员几次讯问,周某就是不开口。

  求援电话打到了董文欣那里。

  “同是司法同行的涉案人员,他对我们的侦查方法一清二楚,突破口供的难度可想而知。”董文欣临危受命,一边讯问、一边观察周某,用问题试探周某的“心思”。

  周某的回答从表面上看思路清晰,无懈可击,但焦急的心态还是被董文欣捕捉:他十分想知道“身边人”的情况——有没有同伙被抓、有没有人可能对他出手相救。

  “我感觉到他心里有压力,虽然他假装很镇定。”董文欣开始不断向周某谈到其以前的同事,几个小时以后周某终于受不了了。

  事实证明董文欣的判断是正确的。

  原来,周某心中仍然惦记着自己的法官职业,作为执法者知法犯法,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因此一直无法接受自己被调查、即将入狱的事实。当自己从前和同事们共事的经历不断被提起时,他的防线便一点点崩溃。

  这场艰难博弈的结果是,周某最终交代,自己在一起执行案件中,利用职权低评标的价值物,使其朋友以低价获得标的物。

  附录:《每个讯问对象都有软肋》

  董文欣口述、法制日报记者刘志月、曾雅青整理

  1993年,我初到检察院,什么也不懂,书上学的东西都装在脑子里。一晃22年过去了,不说身经百战,总算能把那些知识总结成经验,同讯问对象斗智斗勇。

  我是2007年调到反渎职侵权局的,7年来查办了一些渎职案。这类案件比贪污受贿案要难办一些,主要是隐蔽性更强、取证更难,我们都把这叫“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案的涉案人员各种各样,当权的官员、跑腿的助手、行贿的生意人……每个人违法的目的不同,但肯定都有利益牵涉其中。我办案的时候会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方案讯问。

  讯问时表现得越抗拒的犯罪嫌疑人,心理压力越大,说明他心里知道自己犯了法,只是作出一副强势的样子,以此掩饰。我慢慢观察发现,每一个讯问对象都有自己的软肋,找准这个点,对症下药,就能尽快突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这个软肋可不好找。有的犯罪嫌疑人浸淫官场多年,早就练成了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话方式,避重就轻、东拉西扯故意拖延时间或者干脆就不开口。

  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我就琢磨,这些人既然已经坐到了我对面,知道检察院在查他们,不管心理素质有多好,肯定还是会有些担心。而我要做的就是找出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再从这里下手。

  比如,有的官员落马之后,自己回忆起当年人前人后的辉煌,也许或多或少会担心从此遗臭万年,曾经作出的成绩肯定都白费了。对于这种仍然“顾及名声”的犯罪嫌疑人,我就抓住一点,与对方谈从前、话当年,充分肯定其成绩和贡献,同时强调犯罪的危害以及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样一来,犯罪嫌疑人感觉到自己还是受尊重的,再加上对往日辉煌的怀念,就会对拒不交代犯罪事实的后果产生畏惧,从而愿意合作。

  不过,要说最难的,还是对同行的讯问。办理涉及司法人员的渎职类案件时,我和自己的同行面对面,对方了解我们的侦查手段,多数这样的案子都是坚持到最后一刻才能有所突破。

  我不能用常规的方法来讯问这样的讯问对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对方多熟悉我们的办案手段,他也会有自己的软肋,只是更难被发现一些。

  渎职案件的涉案人员都是彼此有关联的,我就试着从外围入手,将其他不那么难“对付”的嫌疑人攻克,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一点点向反侦查意识很强的“同行”渗透,他不清楚我手上到底掌握了多少消息,急于知道自己的处境。一急,就会露出破绽。

  每个讯问对象都有自己的软肋,有的人或许觉得我也可以这么被“拿下”。查办职务犯罪这么久,我碰到的诱惑也不少。

  上世纪90年代,我办理一起受贿案件时到北京出差。一个木材公司的人拿了20万元私下塞给我,想请我网开一面。我想都没想就上交了。

  当时,我一个月才300多元工资,20万元也是笔巨资了。但这不是我该拿的,我是人民检察官,我的工作是办案,我只要不顾一切地把案子办好就行。

  面对讯问对象、面对种种诱惑,我不能有软肋。

湖北法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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