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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学会副会长、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汉明教授 在《法学杂志》刊文:《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发布时间:2017-11-08 11:11:00 来源:湖北政法新闻宣传联合编辑部

  编者按: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徐汉明在《法学杂志》2017年第10期上刊文《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徐汉明: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内容提要: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千载难逢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与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为这一鲜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实践依据。这套逻辑严密、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诠释和回答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根本性质、治理格局、主体地位、动力保障、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治理机制、网络社会治理法治等。其不仅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特征,而且凸显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的理论品质。这一思想体系是“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管理与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治理文明的“中国智慧”结晶。她对于互联网背景下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对于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对于推动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长期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社会信息化”的丰富实践,立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新思路;聚焦“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家长治久安”大战略,为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开辟了新视野;把握“公共安全、权益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大命脉,为实现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供了新路径;应对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与大挑战,为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空间;对接“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大主题,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变革”提供了新方案,提出了一整套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具有成熟哲学方法和鲜明实践面向的社会治理法治理论,堪称“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引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因此,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方法深入研究“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寻找其理论风格及理论特质,探求其蕴含的时代价值,已成为法学界、法律界必须回应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试从“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理论品质和时代价值等层面探根溯源,以期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些许智力支持和学理支撑。 

  一、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治理多元化、信息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组织、领导和团结带领全体人民进行互联网背景下“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坚强核心领导地位,要求其为进行这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制定战略规划、作出战略决策、提出路线图、时间表。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则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规划的一个环节,战略决策实施的一个步骤,实施路线图、时间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成为催生社会治理鲜活性理论的客观基础 

  中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呈现出若干深层次社会矛盾、体制机制性障碍及多样性、复杂性、易变性的社会问题,必然要求执政者、政府管理者及执法司法工作者正确分析和准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三个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制约整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要求的矛盾;城市群地区发展资源得天独厚的赶超发展优势与欠发达地区及“老、少、边、穷、库”地区等发展基础条件薄弱制约赶超发展战略实施的矛盾。这些矛盾已成为让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掣肘之一。习近平同志从理论与制度层面深刻分析和诠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提出了一套科学的社会治理理论、思想及谋略。这既是执政者直面问题、使命担当、求真务实所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产生和发展社会治理理论的时代要求,并成为这一科学理论客观性的表征。 

  ()社会治理阶段性特征为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实践性依据 

  社会治理阶段性特征既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制定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行动纲领、实施步骤提供了条件与机遇,也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理论提供了实践性依据。社会治理阶段性特征可概括为:社会发展领域遭遇的风险呈现国际风险与国内风险交织交错的状态;经济发展方式在某些领域的偏差或失常往往成为社会问题滋生的源头;有的行政执法司法人员缺乏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棘手社会问题而常常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催化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带来社会活力空前迸发的同时又滋长“法治飞地”这一怪胎;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法福利”需求内在动力日益增强与社会治理合作共治外在复杂性、掣肘性相伴随。这些阶段性特征既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因素,也往往成为检验执政者制定政策、出台法律、开展执法司法工作、提供公共服务的风向标、校正器,同时是鲜活性社会治理理论产生、发展并形成严密科学体系的实践性表征。 

  ()由实践产生经实践检验并引领指导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实践活动,是社会治理理论的科学性表征 

  有效预防、应对和处置社会治理法治建设领域呈现的许多新的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增强预测预警预防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社会治理“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迫切要求执政者、政府管理者、执法司法工作者解放思想、与时倶进、求是创新,善于把预防、应对和处置社会治理法治建设领域呈现的许多新的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点滴经验予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一套具有实践面向的能够引领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的指导性理论。梳理概括波澜壮阔的社会治理宏大实践,需要执政者、政府管理者、执法司法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理论界与法律界学术共同体的热爱者共同回应社会治理法治建设领域的难点问题。这些焦点问题可概括为:传统国家治理体制机制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加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陈旧过时的某些法律及某些规范条文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打架”冲突的矛盾;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公民依赖公权救济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部门信任度降低的矛盾;法律至上原则与熟人社会“潜规则”的矛盾;改革要求政府公权力适当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及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的矛盾;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规范要求与执法司法人员法律素养参差不齐的矛盾;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与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矛盾;社会问题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的矛盾;全民守法的普遍要求与“少数人员”守法例外的矛盾,等等。正是因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和把握社会治理阶段性特征,并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新举措、新方法,使得这套系统性理论呈现出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彰显创新性、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品质。 

  ()全球人类治理文明的发展与需求为丰富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注入了时代要素 

  执政者以世界的眼光、宽广的胸怀、立足于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在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新主张,描绘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蓝图。这既为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注人了时代要素,又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新期待,从而使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成为这个时代凝练治理理念、锤炼治理思想、型构治理理论体系、塑造治理模式、推陈出新治理方案、搭建人类社会治理文明共同体的佳作。这一理论产生发展传播的深刻国际背景在于,如何在互联网背景下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发展大局,使我国经济体制从追赶型、借鉴型向创新型、引领型转变,顺利跨越“中等收人陷阱”,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的整体面貌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发展大转型。面对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少数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牵制遏制,我们必须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和构建国际治理新秩序中赢得主动,实现由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网络大国、人口大国向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网络强国、文明大国跨越,建设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美丽中国、幸福中国、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效应对“四个考验”,高效预防和化解“四个危险”,实效弥补“四个能力不足”,提高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能力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同时是互联网背景下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世纪性大考。因此,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回应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和国际社会的期盼,创新国家与社会治理理论;善于推进全球治理格局、治理体制、治理规则的变革,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善于在全球大棋局博弈中下好先手棋、走好每招棋,以大战略、巧策略跨越各种陷阱,破解社会发展及社会治理的世纪难题,也是破解世界性难题,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败之地。“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契合全球人类治理文明发展大趋势,是互联网背景下全球人类治理文明的最新成果。这对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互联网治理事务中统筹国内治理法治与国际治理法治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正方向发展,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构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条件意义重大。 

  二、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一理论体系始终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为什么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怎样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加快建设‘平安中国’”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其核心要义包括十个方面: 

  ()社会治理战略布局论: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实践,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须厘清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厘定建设法治社会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的关系,厘准国内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系,在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发展大局中科学回答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根本道路、基本制度和实现途径。习近平同志始终把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平安中国”置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治中国”的大格局之中,摆在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一体建设的战略地位,从影响和制约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困扰、保障性束缚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入手,着眼于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刚刚当选国家主席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条道路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在法治领域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就是不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2014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讲话时,强调把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1610月,习近平同志在对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经验交流会的批示中指出,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他还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在于,它不仅强调依法治国,还强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自治,不仅要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还要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致力于国内法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水平,还要面向世界、推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社会治理性质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于治理的目标由“为民做主”向“人民民主”转变,治理的主体由政府“大包大揽”向以人民为中心、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转变,治理的方式由简单“蛮控”向推动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良政善治”转变。“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根本特征在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同志说:我们要继续加强社会建设,切实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他指出,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他始终如一地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他把增进人民福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他特别重视把法治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深刻阐明了人民权益保障与法治权威的关系,法治实践与法治信仰的关系。他说,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信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作出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则把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为保障改革目标的总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的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任务清单则把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作为最高价值目标追求,并通过改革任务项目化、项目实施方案化、落实主体责任化、考核项目指标化、落实时间节点化的“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方式推进。 

  习近平同志还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权威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建设“法治中国”、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工程来抓,多次强调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如何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法、司法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要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改起,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态势,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指出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壮大。”习近平同志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典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的发展创新,对新世纪新阶段新特征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治理的根本性质问题作了鲜明诠释和科学回答,是坚持人民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的集中表现,也是判断和检验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标准,有助于培育人民群众在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发挥人民群众在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社会治理共建共享、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坚实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格局论: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努力实现“良政善治” 

  社会治理格局是社会治理秩序的一种结构性关系,它对社会治理目标实现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型治理格局,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同时对前沿性治理理论的优秀因子进行综合性创新性转化所形成的社会治理制度与实践体系。这为长期以来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单一主体向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参与、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转变,实现“良政善治”开辟了广阔空间。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社会治理到法治保障的实践发展与理论深化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把“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新职能。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加强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到了重要日程上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就使得社会管理的主体由单一政府主体扩大为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多元主体。针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领域呈现的矛盾复杂化、社会冲突日渐凸显等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首次强调了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由此实现党领导治理、政府主导治理、社会组织依章自治、社区居民参与自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总要求的高度,适时提出了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强调要广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活动,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习近平同志还进一步诠释说: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这反映出习近平同志的法治思维、善治思维,既是我们党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重大创新,也是我们党担当治国理政、治党治军、内政外交重大方略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治理主体论: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政社合作、多元主体协作共治 

  社会治理主体论是关于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在社会治理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各自所承担的治理职责与义务,以及相互在社会治理事务中所构成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和主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与经济社会日趋紧密结合,使得社会治理事务的分工协作日益细密化、专业化、技术化和合作化。这给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注人了诸多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要素,不仅为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社合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且使执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各种主体在主导和参与社会治理事务中运用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机制来处置公共事务敏感复杂问题,提供优质公共品服务成为新常态。习近平同志对此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观点。具体包括: 

  1.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领导地位的观点。针对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人决定性阶段、改革进人攻坚区和深水区的大背景,习近平同志判断认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他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根本领导地位一方面决定了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决定了党必须正确处理党的政策指导作用与依法治理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论述政策与法律关系时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意志的根本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既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他还论述了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他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领导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阐述告诉我们,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依法治理,就是要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自觉从思维模式、工作举措、行动方式等方面加以贯彻,即: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善于运用法律调解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强化法律在权利救济和解决纠纷中的权威作用;善于依法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善于依赖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建立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救济救助体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法律渠道;善于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人民群众从社会治理事务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强调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让13亿人民享受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公益体系建设;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建设生态文明,强调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高度重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同志关于党在社会治理中领导地位的经典观点,是保障党对社会治理事务的政治、组织、思想上领导的政治智慧,为我国社会急速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系、激发社会活力、预测预防预警社会风险,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2.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主导地位的观点。建设法治政府要求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必须由传统的管控方式向主导、引导、协同共治模式转变,形成在社会治理领域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引导关系,对社会公众的服务关系,以及对社会管理的新型关系。为此,习近平同志从多视角多层面作了深刻阐述。其一,正确处理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习近平同志认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路径是,善于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从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等方面展开。其二,型构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标准是什么?习近平同志提出,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从而型构了建设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准,其不仅成为检验和推动加快建成法治政府的指针,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无疑为当代法治政府建设道路提供了“中国模式”。其三,推行严格执法、人性化执法。以让人民在每个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标准,给出的执法方式方法是既严格执法又人性化执法,这是习近平直面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司法“乱作为”“蛮作为”“不作为”,治理执法司法领域问题的新举措。他特别指出,涉及群众的问题,要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充分考虑执法对象的切身感受,规范执法言行,推行人性化执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不要搞粗暴执法委托暴力”那一套;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既不能以权压法、以身试法,也不能法外开恩,徇私枉法,用严格执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他特别强调,“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等等。这些鲜明的治理执法司法领域突出问题的方略举措,经过五年的实践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评价社会治理方式优劣与否的价值目标。习近平同志说,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能力,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坚持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其五,实现国家与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事务治理的制度化法律化是社会治理事务科学处理、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石。习近平同志把制度建设及其制度执行力提高到新的高度。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其六,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的根本标准,也是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特质。习近平同志在论及这个根本问题时说,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持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同志的这些经典观点阐明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全面履行政府职责、加快建成法治政府,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意义重大。 

  3.组织、公民参与治理与依法自治地位的观点。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社会组织、公民在社会治理事务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不断扩大、途径机会越来越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事务的范围,要求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安全、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社会组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地位集中表现为:第一,这种参与治理及同政府合作共治体现的是配合与协作关系。它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实施的协作治理活动,包括通过行政合同等方式接受政府委托,开展一定范围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政府应当保证社会组织和公众对社会治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证政府决策、决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正当性。社会组织及公众应依法有序参与、履行相关义务。第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体现为社会组织和公众对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活动实施监督,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方式对政府的工作实施监督,督促政府依法正确履行社会治理的职责。第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范围和途径逐渐扩大,并且形成了制度化的渠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按照共建共享的新理念,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地位、作用提供了可靠制度化保障,对公众融人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及其相关权益实现具有现实意义。社会组织、公民的依法自治地位则集中表现为:第一,社会组织及公民在治理活动中依法享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资格及地位。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基层社会组织的任务就是实现社区范围的社会事务、公益事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第二,中央把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纳入改革项目清单,保障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者服务组织。第三,基层社会组织在依法治理和依法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受到中央决策的重视。习近平同志极为重视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于201411月初在福建省福州市军门社区调研时专门论及社区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指出,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通畅一些,如何让群众感受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他把基层社区治理规范与依法治国联系起来,认为社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并给社区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强调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及宪法法律,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基层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此同时,道德教化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被提到治国理政、法治建设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论及道德的作用时阐述了富有哲理的观点,认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他强调,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高度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 

  ()社会治理动力论: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确保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革命,其面向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所释放的效应必定是人民的思想获得新的大解放,一切劳动、知识、管理、技术、资本的要素资源将被激活与释放,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将会充分涌流。如何沿着改革的蓝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增强社会治理活力?习近平同志给出了直面问题、紧贴地气、注重实效的良方:一是,公职人员须自觉投身于这场生动复杂艰巨的改革大潮之中。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创新精神上来。二是,解放思想、增强社会活力。解放思想、增强社会活力两者互为目的、互为因果。习近平同志说,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三是,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习近平冋志在分析“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大背景、目标任务、发展机遇和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四是,靠制度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制度具有平衡利益冲突、恢复受损秩序、减少远期无知、有序分配资源、创建制度规范、增强制度效用的可预期性可控性等功能。习近平同志融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基本原理于一炉,他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证;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障人民享有公平发展的权利;必须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示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制度的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牛鼻子”,把改革开放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才取得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喜人局面。 

  ()社会治理基本原则论:提出问题导向,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有机结合的基本原则 

  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社会治理法治基本原理、内在规律、独特价值的具体反映,并贯穿指导社会治理全过程的基本准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及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与曲折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概括和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使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有了方向性、基础性、引领性的规范。 

  1.系统治理原则。系统治理原则在社会治理原则中具有基础性功能作用,其产生、存在及发展的价值在于破解社会治理实践中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治理难题。这一原则所含内容可界定为: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该原则将社会治理置于预期的治理系统之中,并使其逐步呈现出良好的社会局面。 

  2.依法治理原则。法治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程序之治。依法治理是依据社会规范所进行的治理活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法律居于基础性地位,依法治理首先是依据法律法规对社会事务方面的关系进行调整规范。由于社会事务的纷繁性复杂性,调整规范这些社会事务的规则体系呈现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效力的集合性系统性特征。社会治理规范除相关法律法规外,还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形式。其效力对所及的组织和成员个人具有约束作用,这也是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依据和遵循。 

  3.综合治理原则。综合治理原则是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所部署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都强调法治与德治综合运用、协调推进,明确把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提出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4.源头治理原则。源头治理是指从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源着手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针对社会急剧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社会风险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危险增大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综合服务管理水平,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如何创造性地运用上述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习近平同志强调注重“把坚持问题导向,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这是引领好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把钥匙”。他还特别重视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这些科学的方法论可概括为:一是,要讲究辩证法。他说,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他谆谆告诫公职人员说,“国家和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二是,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他指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能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还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三是,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他强调,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四是,要建立健全治理机制。他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法律渠道。五是,要坚持党政依法治理和社会依法自治相结合。他要求,必须坚持党政依法治理相结合,形成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的良性局面。这些经典观点对于指导政法综治工作者、社会组织和公民协同推进社会治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社会治理体系论: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方针政策、目标任务、行动进程、实施步骤协调统一、高效实施的有机整体。习近平同志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社会治理目标的观点。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由此平安中国”建设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美丽中国、法治中国、幸福中国”共同构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愿景。 

  2.关于社会治理着眼点的观点。针对一段时间内社会治理的出发点落脚点存在偏差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3.关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观点。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是社会治理创新的观点之一。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建成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他要求,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他还提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等。这些经典观点构建起了互联网大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有效防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处置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治理过程中矛盾交织、市场机制缠绕、国际风险与国内风险叠加的坚固堤坝。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论:提出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社会组织是连接社会细胞家庭及其社会成员与权力机关、国家的纽带之一。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改革不适应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传统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科学完备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针对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与社会“一强一弱”的状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把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社会管理体制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项目清单,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一同部署、一同推进、一同检查落实,其重视程度为建立新中国以来之最。其内容可概括为: 

  1.关于实施政社分开的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把推进政社分开改革纳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360项改革清单之中,强调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这对于建立政社合作、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体制具有现实的政策导向作用,无疑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成果之一,当务之急是通过典型试验、逐步铺开,使这项改革实质化、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为社会管理体制提供法治保障。 

  2.关于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的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清单项目将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纳入其中,明确部署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对于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推动社会治理有序开展,破解社会治理实践中政府跳“独脚舞”、唱“独角戏”难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360项改革清单项目中包含有“发展志愿服务组织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清单项目。这项改革清单项目对于连接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公共服务、购买服务、自愿救助具有粘合剂与催化剂的作用。改革清单项目的落地,将极大地减少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所呈现的社会对抗性冲突、贫富差距拉大所引发的非理性震荡,将会给不同爱好、不同职业特长、不同素质塑造主体的社会角色转换乃至就业谋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多元的渠道。 

  4.关于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观点。中央改革项目清单将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纳入其中。这对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参与其间,节省创新成本,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推动社会有序分层,形成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优质的平台和契机。还有其他规范协会商会类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经典观点,如,关于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的观点,这是根治官商不分、官商勾结,“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根本之策;关于健全协会商会类法人治理结构的观点,这是完善社会组织体系,形成国家、社会、家庭、公民个人多维分层、协调有序的现代社会优化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激发该类社会组织挖掘自身潜能、激发其创新活力,聚集更多人力物力信息资源,为国家与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重要途径。 

  5.关于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的观点。改革项目清单明确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这是因为,开放的中国已经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一方面要求中国必须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把自身经验创造出的文明成果贡献于全球人类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又要高度警惕、防范国际社会一些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依法惩治对我国实施破坏颠覆、网络渗透、窃取军事信息、秘密情报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中华民族后代兴旺发达所必须赖以生存发展的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国家安全及其环境。 

  6.关于完善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等途径,加强公众监督评估的观点。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及经验表明,“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成果,加强公众监督评估则是基层社会治理改革项目清单的“重头戏”,需要遵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通过典型试验、总结经验、制度规范、普遍推开,使之具有长效性和制度收益的预期性。而引入公众监督评估机制则是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难点之一。这是因为,我国农村基层村社组织大多承继了传统社区文化及其风俗习惯,其特点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社区成员身份受传统农村社区文化差异限制等。这必然导致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指标体系、评价标准难以规范化。不同社区资源文化传统禀赋的差异必然造成公众参与监督评估的局限性。但从“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民益民享”为出发点的村社公共事务监督的价值功能选择与制度安排的执行力看,要求引人这种监督机制并使之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体现与尊重不同社区组织之间因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带来的公众参与监督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各自独特性。正是基层社会组织创造性地践行中央顶层决策部署的改革要求,这种具有独特性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在村社组织才得以普遍推行,其所获得的制度收益常常会获得喜人的效果,其内在动因之一是大多数村民对由少数村委会成员所作出有关村公共事务决策处置的评价,乃是符合社区全体成员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 

  ()社会治理机制论:提出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机制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改革的重点及其进路是由多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理论作导引的。这包括: 

  1.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机制的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立健全社会治理机制作为改革的重要项目清单,即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心理干预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这些改革清单项目针对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决策中存在的“三拍”现象(“拍脑袋决策、拍胸脯决定、拍屁股走人”)所造成民生利益受损、社会突发事件增多等教训而采取的。这包括:一,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事业保障的重大事项、重大项目、重点投资及大额资金支付,即“三重一大”决策必须引人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是把职权机关的决策权装进制度的笼子,防止其任性,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之策。二,畅通有序表达的诉求机制。这是对“三重一大”决策失误造成民生利益实际损害米取的补救、防止社会矛盾激化或者相关利益群体权益保障的程序性救济性机制,其实施效果无论是对预测预警预防社会风险,还是医治社会突发事件造成的创伤、弥补政策、制度的漏洞都证明是具有效率的。三,运用好心理干预机制。这是有效医治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难以适应市场竞争机制所带来的生存发展包括教育、就业、收入、住房、医疗、迁徙等方面障碍,并且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形成群体性适应、群体性躁动和群体性情绪亢奋等新的社会失衡问题,抚慰、释放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医治社会特殊群体的心理创伤的应急之策,其不仅仅具有战略层面的引领性与决策的科学性意义,而且在微观层面医治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的心理扭曲病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心理方面同样具有实践的效度性。四,完善矛盾调处机制。这是预防和医治“三拍”问题而导致相关利益群体受损的社会治理方式。这种机制的功效在于适用对象多样化、实施主体多元化、检测标准专业化,化解社会矛盾效果最大化。中央顶层改革项目一旦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案例相对接,其个案矛盾化解的溢出效应正是这一机制所企及的目标选择。五,建立权益保障机制。这是改革清单项目所推举的疏通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的救济之策。运用这一救济之策需以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为后盾,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定分止争、权益救济、制约公权、保障人权、维护公平、守卫正义,增进人民法福祉的价值功能,让人民群众从每个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观点。中央改革项目清单包括:完善仲裁、调解、行政裁决、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有效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仲裁制度,提尚仲裁公信力;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整合这些机制功能,既消除其运行产生相互摩擦、冲突、碰撞而使制度收益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制度运行收益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又减少多元化解机制运行所支付的制度执行成本、协调成本、监督执行成本,从而实现多元化解机制效用的最大化。 

  3.关于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的观点。中央改革项目清单的面向是,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民生权益损害纠纷增多的状况,改革清单项目直面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将人民群众的权益保障与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着力推进权益保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其改革清单项目的落地并予以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必将给人民群众的权益保障开辟新的途径。 

  4.关于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制度体系的观点。中央改革项目清单的选项是,畅通群众利益保障法律渠道,把信访纳入法治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其主旨是针对社会急剧转型期“诉讼爆炸”过程中遗留的积案、难案、缠案采取救济救助、引人司法评价多管齐下方式,实现改革所追求的系统性、协调性、整体性、共振性的功效,从而有效预防、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乃至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激发社会活力,使社会矛盾的负效应通过制度创新逐步转化为健康积极向上的因素,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网络社会治理法治论: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 

  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在给经济社会发展注人强大活力的同时,又给社会治理带来诸多棘手问题。习近平同志从推进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建设网络强国的高度发表了一系列经典观点,概括起来是: 

  1.关于网信事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适应人民期待和要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的上、用的起、用的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要加快推进电子政务,打破信息壁垒、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等 

  2.关于建设网络良好生态,打造亿万民众共同的网络空间精神家园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他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他强调,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3.关于党政机关干部要提高在互联网背景下做好工作的本领。他形象地比喻说,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网,民意也就上了网。为此,他明确要求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提高在互联网背景下做好工作的本领,让互联网成为同群众交流沟通、发扬人民民主、接受社会监督的新平台、新渠道。这对于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学会运用网络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高预测预警预防社会治理风险能力,善于在互联网背景下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事务至关重要。 

  4.关于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安全风险,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管理。他指出,要坚持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对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传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犯罪活动,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对利用网络诈欺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违法产品,要坚决管控。这些经典观点首次回答了在互联网大背景下把网络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命题,对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意义重大。 

  5.关于核心技术突破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越”。他强调,要取得核心技术的突破,必须有决心、恒心和重心。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加大科技投人,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强强联合、协同攻关。这些经典观点的提出,有助于我国实现网络基础技术、“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核心技术的快速突破,增强国家在网络空间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发挥核心技术在维护网络空间的制控权、先导权作用,为实现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提供政治保障、组织措施和政策支持。 

  6.关于依法治网、办网、上网的观点。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网络生态空间乱象环生现象,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他指出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都应该遵守法律。他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这些经典观点对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打造“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用网、全民护网”新型网络治理模式,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全面推进网络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7.关于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把网络安全与维护国家空间主权安全密切联系起来,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他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明确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这些经典观点正是针对我国网络基础设施长期受制于人、当下网络恐怖活动、网络犯罪猖獗等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对于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实现互联网健康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8.关于互联网企业共同促进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的观点。习近平同志经常深入互联网企业调研,鼓励互联网企业不断开拓进取,为民族互联网产业走向世界贡献力量。他提出,企业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责任,网站应负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形成密切协作、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局面。这些经典观点有助于建立健全引导、鼓励、支持和规范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助于形成网络社会治理责任明晰、多元参与、合作共治、齐抓共管的局面。 

  9.关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络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大引进人才、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制定吸引人才举措的力度,制定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办法,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要建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请优秀的老师,编优秀的教材,招优秀的学生,培养网信人才。这些经典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流,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10.关于适应新型技术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网络教育数字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可持续发展。这些经典观点的提出有利于破解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难题,形成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教育模式和教育形态,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11.关于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这些经典观点的提出表明习近平同志主动适应科技革命大趋势,深刻把握社会治理与互联网之间的紧密关系,为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12.关于共同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观点。习近平同志总是站在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善于把国内网络社会治理与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起来,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当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的四项原则。他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还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即:倡导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强调推动人类社会治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经典观点指明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变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为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模式”。 

  三、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理论品质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在于其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其实践性集中体现在,该思想是对中国5000年来未曾经历过的当代丰富生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总结。这种经验概括根植于中国大地治理实践的场域,渗透于生动的治理范例,凝结着治理经验的精髓。其时代性集中体现在,人类文明演变发展的今天正呈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治理多元化、信息现代化的特征。“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大智慧成果。其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它深刻诠释了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的道路、制度、实践的本质及其规律,具有把握规律性、引领并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的特征。其理论品质可概括为: 

  ()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 

  与战略家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一样,习近平同志总是从战略层面思考和型构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对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进行战略定位,对加快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布局。他从人类政治文明和现代化的纵深高度,深刻分析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他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战略要素。“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以统筹国内治理法治与国际治理法治两个大局为立足点,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归宿,对于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全球人类治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 

  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从世情国情社情出发,注重以问题为导向,创造性地把“马恩”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治理制度与治理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丰富的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求真务实的精神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进程。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定力”。习近平同志十分注重社会治理所处的基本国情,注重坚持问题导向,树立问题意识。在关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同志说,包括法治改革在内的重大改革,都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他指出:“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习近平同志把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的成功经验与问题导向、改革创新联系起来。他在对2016年召开的全国社会治理创新会议作批示时指出,平安建设之所以取得新成效,关键在于坚持一手抓突出问题整治,一手抓社会治理创新。他的这些精辟观点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提供了一种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范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全新的伟大斗争,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运用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才能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人攻坚期、深水区的大背景下,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胆略破除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束缚,创新社会治理的新体制机制。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法治领域的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他认为,只有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清除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地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才能让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充满创造活力,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所具有的运筹帷幄的改革思维,直面并破除了社会治理领域的传统思维定式,既提醒了我们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又提振了士气,增强了我们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大胆试、坚决闯的改革定力和信心。 

  ()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方法论之一。习近平同志在论述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从辩证思维的立场做出阐释,提出了许多富含哲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比如习近平同志在论及党与法(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时,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关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只讲民主不讲专政是不对的,只讲专政不讲民主也是不对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必须以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清醒、强烈的政治自觉,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于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的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的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能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还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习近平同志还就治国理政、治党治军、内政外交、经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问题如政策与法律、维稳与维权、法律与道德、信念与能力、改革与法治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作出了深刻阐释。“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为全面把握社会治理难题、妥善处理社会治理若干重大复杂关系问题、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四、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不仅内容丰富、体系科学,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这种时代价值不仅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之艰巨任务具有正确的导向性、科学的指导性以及与时倶进的实践性,而且成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基本遵循,是公权力机关与社会组织互动融合、开放共治的行动指南。其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是对“马恩”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方发达的英、法、德、美等国家发生,并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西方文明模式”,但是因种种复杂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一文明模式并未在这些国家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针对小生产汪洋大海般的国度、经济十分落后的俄罗斯及东方的中国,认为其可能出现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东方补充模式”。“马恩”在描述新社会第一阶段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国家的基础上,提出其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理论框架。概括起来是: 

  1.关于社会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马克思写道:“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正是在这个人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社会本质以及人的本质才得以充分体现,才有可能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髓(追求未来社会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进行概括总结时写道,“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伟大构想。 

  2.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性质与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性质根本区别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管理的性质“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也具有社会管理的诉求。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国家是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国家”。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认为,人民群众只有参与社会管理,才能体现和反映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和责任制原则更凸显了人民主体性。 

  3.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职能与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职能根本对立的观点。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认为剥削阶级的国家职能“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群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只有在人民主体性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才能把委托给国家的权力重新收回,吸引社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那时,将“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这一时期,国家的政治职能逐渐弱化,社会自治权逐渐扩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政治国家消亡以后,社会管理才体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自治。    

  4.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府管理社会的途径及手段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府要承担起一般管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社会保险与保障、救灾等公共职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 

  5.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实施机制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中,在社会总产品中,应该拿出一部分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和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保障一般管理费用和学校、保健设施等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马克思所指的未来社会是指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到了那个时候,马克思认为,也还要拿出一部分资源用于社会的管理和发展。 

  6.关于法律以社会为基础的观点。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法的现象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受经济基础的支配。他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他进一步指出,“但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工厂法的实例论证法对经济基础具有的反作用,他指出“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进一步论及了法与经济的关系,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7.关于法律对社会作用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而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马克思则不仅认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反过来法律对人具有统治作用,即“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人对法律的关系,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意志和本质的法律,而是因为它们起统治作用”。法律通过实施,发挥着调解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激活社会活力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主动应对互联网背景下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的诸多重大挑战,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社会治理目标论、社会治理性质论、社会治理格局论、社会治理主体地位论、社会治理动力论、社会治理原则论、社会治理体系论、社会治理体制论、社会治理机制论、网络社会治理法治论。这一系列思想既是对“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府管理社会的性质、职能、途径、方式、实施机制、法律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对社会作用等理论的基本遵循,又从当代中国国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深刻阐述了社会治理法治的规律、现代社会治理法治的一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深刻回答了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如何形成依法治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协同推进;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如何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等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与重大实践问题,树立了理论发展与守正创新的典范。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始终是中国革命、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推进“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指南。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经典原理为指导,对国家治理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艰辛探索,建立起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生政权,实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顺利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基本制度和党的领导体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治国理政与社会治理进行了艰辛探索,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新鲜理论。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若干重大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针对“传统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即政治上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实行统一指令计划,社会建设与管理上国家无所不包,社会管理服务被指令性计划所替代等弊端,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社会这个东西,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是违背不得的。要是违背了是要受惩罚的。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坚持,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来…就好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思想,对于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怎样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振兴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他强调指出:民主和法制都应该加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制度来保障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必须作为根本原则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属于人民。稳定压倒一切是治理中国的大道理。这些思想奠定了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设“平安中国”、国家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制度创新、实践导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并行;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法治和德治并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既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又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些重要论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创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检验执政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保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些重要论述把我们党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建设进一步推向前进,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加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创造了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转型、完成改革大攻坚、法治建设大提速、赢得全球大博弈的诸多挑战,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耦合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及党的建设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描绘了法治改革与“平安中国”建设图景,型构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了发展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道路。他强调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治理体系才能有好的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他从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学说的高度,分析“马恩”经典作家发表《共产党宣言》170年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资本主义制度重重包围中突破、创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辉煌成就之后又发生“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特别强调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的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他进一步指出,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发展要求、人民群众期待、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他特别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他强调,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如何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三靠”的根本战略举措,即:一靠制度,二靠在国家治理能力上的高超能力,三靠高素质干部队伍。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治理文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中国版” 

  推进互联网背景下的全球人类治理体系规则变革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日渐成为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与合作领域的重要议题。习近平同志总是站在全球人类治理文明发展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善于把国内社会治理法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起来,适时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变革的“四项原则”他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他在出席20171月“达沃斯论坛”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中,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鲜明地提出“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积力之所举,众智之所为”,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这一演讲主旨被联合国首次写人决议,并作为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而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治理规则变革贡献了“中国方案”。总之,习近平同志的这些经典观点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与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成为一整套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发展观、合作观、安全观、义利观、文化观、治理观、秩序观的新鲜国际治理理论体系,对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实现“新发式”追赶发展战略目标,对于推动着全球人类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进程,为当代人类社会文明创新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五、余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的重大成果,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理论品质不仅仅在于其实践性、科学性和时代性,而且集中体现在其与时倶进的品质。与时倶进就是事关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理论、思想、政策、方针、纲领、规划、目标、任务、途径、实施机制乃至治理效果评估等等,都需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反映社会治理阶段性特征的客观要求,把握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富于统筹国内治理法治与全球人类治理体系变革两个大局的创造性。与时倶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在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社会发展棘手难题,团结和率领亿万人民所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宏大而生动、艰巨而复杂的社会治理活动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使党永葆先进性,增强创造力,担当时代使命的决定性因素。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指导和引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善于调整社会关系、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有效激发社会活力;而且要求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善于调动全体人民自觉投身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斗争中去,使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成为人民自己的事业。不仅要求对古往今来有关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优秀资源创新性挖掘为我国当代社会治理活动的“中药良方”,使之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并成为丰富发展“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有益养分;而且要求对域外国家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先进的方式方法、优秀的立法技术等优质资源,创新性转化为我国社会治理活动“西术良技”,使之剔除糟粕、洋为中用,并成为丰富发展“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有益借鉴。不仅要求以公权力机关、社会组织、社区成员须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观察总结基层社会治理带有规律性、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先进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使之成为丰富发展“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原创性治理的理论要素;而且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大国的胸襟、对全球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担当,善于观察思考与总结全球人类治理的发展大势,与时倶进地给国际社会提供国际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金融治理、地区安全治理等新理念、新战略、新方案,使之成为丰富发展“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全球性治理的理论要素,使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模式、道路及其经验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库”,成为构建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依托力量,成为和平崛起的中国对全球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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