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深夜，手机电话铃忽然响起，心理咨询师郝秀玲从梦中惊醒。按下通话键，对方是一位女性，声音很小，“抱歉，我不能大声说话，因为同事们刚刚休息。”

　　郝秀玲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说：“没事，您继续说。”对方沉默了整整1分钟，才继续说：“我是一名呼吸内科医生，现在在隔离病区……我这几天很难受，想和你聊聊。”

　　心理咨询师电话忙线

　　疫情来袭后，十堰市张湾区心理服务中心开通了免费心理咨询热线，郝秀玲是13位心理咨询师之一，为咨询者提供心理支持和援助。最初几天，她每天都要接听十几个求助电话，往往一个电话还没有结束，另一个已经打进来。以至于后来，她的手机不是因为没电关机，就是过热发烫而死机。

　　咨询者中，有一些是医护人员，他们常会在夜间打来。那位呼吸内科医生结婚三年，一直没要小孩，原计划今年怀孕，可疫情发生后，计划只能延后。

　　“她的心理压力很大，一方面要履行职责，另一方面有对新冠肺炎的恐惧，还要承担怀孕推迟带来的压力。”郝秀玲通过沟通，给了她一些支持、理解和肯定。聊着聊着，医生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叹气说道：“把平时不敢说的话说出来，好受多了。”

　　在郝秀玲看来，疫情之下，大部分医护人员需要的是倾诉和理解。通过一些疏导，他们能得到一种支持和关怀。

　　没有人心是铁打的，医护人员更不是。17年前的SARS期间，就有研究者调查了病区医护人员的睡眠状态，发现失眠状况较为普遍。一篇发表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上的论文调查了40名一线医务人员，发现40人均存在抑郁情绪，2人存在焦虑情绪 。有研究者追踪了1年后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仍与普通医务人员有较大差异，需要进行心理干预。

　　“职业训练和使命感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在危机发生时隔离自己的感受，冷静应对当下的困难。但是当危机过去，或者是心理防御机制失效的时候，长期积压在内心的创伤就会爆发。”郝秀玲说，我们只看到“逆行者”的舍我其谁，但他们心路坎坷知之甚少。通过热线电话来疏导，能给的帮助很有限，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逆行者的哭泣

　　另一个让郝秀玲印象深刻的咨询者，是防疫一线的90后女护士，她叫苗苗。前几天，苗苗在朋友圈中发布了一张穿着防护服的照片，有朋友在下面留言，指责她的防护服穿着不规范。

　　新冠肺炎爆发后，苗苗连续工作了13天，密集接诊、治疗和护理患者，让苗苗陷入了失眠与焦虑，朋友的指责，加剧了她的焦虑。

　　“领导看到会不会责怪我？病人知道会不会投诉我？”苗苗哭得一塌糊涂，她想不明白，自己如此辛苦，为什么偏偏有人不理解，对他们如此苛责。

　　郝秀玲安慰苗苗：“疫情爆发后，你能冲在前线，是真正的英雄。但在时下，医护工作者是大家最关心的群体之一，关注度高了，自然要求也高。关键是，你们工作压力太大，朋友之间可能善意的提醒，也会被你无限放大。”

　　郝秀玲建议她删掉朋友圈，然后把自己内心想法和领导同事们交流，既能获得业务上的提高，也能释放心中压力。在郝秀玲的安慰和帮助下，苗苗的情绪稳定下来，在最近的一次测评中，苗苗获得了5分，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建议：不要被恐慌情绪支配

　　疫情之下，市民们比平时更加脆弱敏感。郝秀玲做过统计，热线电话开通后，前来寻求心理咨询的人中，普通市民占了大部分，他们多是被恐慌情绪支配。

　　有大学生哭诉去医院没戴口罩，现在偶有乏力感，担心“新冠肺炎”降临到自己头上，和父母待在一起还是害怕；还有感冒胸痛的人怀疑自己是“新冠肺炎”患者，导致整日无法进食和睡眠。

　　郝秀玲介绍，这类病人属于“疑病症”，尽管就医检查显示“没有异常”，但仍不能打消顾虑，常伴有焦虑。医学上也称为“疾病焦虑障碍”或“躯体症状障碍”。

　　郝秀玲接待的市民中，小李就是典型。“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因为没有人理解我。”小李在拨通郝秀玲的电话后，向她大吐苦水。小李最近头疼胸闷，一度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到医院检查排除后，依然不能打消她的疑虑。

　　“我要是没得这个病，为什么会说话喘不上气？”小李固执地问郝秀玲。郝秀玲只能一遍一遍从心理方面开导她，后来小李告诉郝秀玲：“我没有人可以讲，只有听到你的声音，才能稍微让自己平静下来。待在家里，让我太苦闷了。”

　　对许多打来咨询电话的市民，郝秀玲都会说：“不要老是关注疫情，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转移一下注意力。”

　　郝秀玲给普通市民提供的心理健康指南是：减少获取有关灾难的信息，尤其是悲惨的画面信息。对灾难带来的情绪情感，不要憋在心里，可以选择信任的家人或朋友分享，也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