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是我们赖账，实在是几笔应收款都没到位，公司账面已经见底了……”

在武汉市江岸区综治中心的涉企纠纷调解室里，唐某甲眉头紧锁、语气无奈，手中紧攥着一沓材料。对面，某科技公司负责人李某沉默端坐，气氛略显凝重。

面前摊开的账本清晰显示，某科技公司的180余万元货款，已被逾期拖欠一年有余。

三年前，某科技公司陆续向两家建筑公司供应防水材料，先后签订四份供货合同，供货单据累积厚厚一摞。尽管双方早在一年前就完成对账，确认了全部供货金额，但因上游工程款迟迟未结算，两家建筑公司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拖欠的货款也一直未能兑付。

多次催款无果后，某科技公司将两家建筑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唐某甲、唐某乙诉至法院，要求支付180余万元货款及违约金20余万元。

考虑到双方均为市场经营主体，为高效化解矛盾、减轻企业诉累，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四起关联纠纷被一并引导至区综治中心，依托“涉企绿色通道”，由驻区综治中心的专业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法官舒婷全程参与指导。

翻阅卷宗时，一个细节引起了舒婷的注意：虽然涉案合同主体不同，但两家建筑公司的收货单上，签收确认人均为同一负责人。

经进一步询问核实，两家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某甲、唐某乙系亲兄弟，实际经营过程中，公司财务、人员并未严格区分，业务往来高度关联。

“既然纠纷同源、主体关联，不如‘一揽子’统筹化解。”舒婷与调解员覃渊雯商议后，当即决定将四起案件合并调解，力争一次性、实质性化解矛盾，避免企业陷入连环诉讼。

首轮调解由覃渊雯牵头组织，几番深入沟通后，她发现双方僵持不下的核心焦点，竟是“先票后款”还是“先款后票”的争议。针对这一关键分歧，覃渊雯第一时间查阅相关法律规定，并向舒婷寻求专业指导。

“合同中约定出卖方开具发票，一般属于合同附随义务，通常并非买受方支付主合同价款的前置条件，除非合同中有明确的附条件约定。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对此约定不明，不能以未收到发票为由拒绝支付货款。”舒婷立即联系唐某甲、唐某乙开展释法明理，精准厘清法律边界，为打破调解僵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厘清法律关系后，舒婷适时介入，再次组织双方“面对面”调解，引导各方跳出个案争议，聚焦整体债务化解与企业长远经营。

“看得出来，‘先票后款’还是‘先款后票’并不是你们的根本矛盾，赌气解决不了问题，调解的初衷就是帮大家破解困境、轻装经营。”

“如果公司确实存在资金困难，咱们可以慢慢协商、共同想办法……”

在舒婷的耐心引导和共情沟通下，兄弟二人沉默片刻，终于道出了内心的真实顾虑。

“法官，道理我们都懂。”唐某甲深吸一口气，语气坦诚又带着焦虑，“但公司眼下确实举步维艰，好几个项目的工程款都没回笼，一次性拿出180万元，恐怕公司直接就撑不下去了。”

一直沉默的科技公司负责人李某也随即开口：“你们的难处我多少了解，不是不体谅，但我们也是小微企业，这笔钱拖了一年多，资金压力同样巨大。我们同意调解，本身就是想找一个双方都能活下去、都能良性经营的办法。”

覃渊雯抓住这一和解契机，顺势提出折中方案：“既然双方都有调解诚意，也都面临实际困难，不妨试试分期付款的方式，既能缓解付款方压力，也能保障收款方权益。”

舒婷也从助企纾困的角度进一步引导：“分期履行既能避免债务方因一次性足额支付陷入经营绝境，保住企业生存根基，也能让债权方按计划回笼资金，是现阶段对双方最有利的选择。咱们可以一起细化方案，拟定一份彼此认可、放心履行的支付计划。”

至此，调解方向彻底清晰。接下来的几天，调解员与法官轮番对接双方，反复沟通、细致测算，逐步弥合各方分歧。

唐某兄弟仔细核算了公司未来数月的回款节点，李某也第一时间与公司财务对接，确认可接受的回款周期。第三次现场调解时，科技公司主动释放最大诚意，同意放弃全部20余万元违约金；唐某甲、唐某乙二人则当场筹措45万元作为首期款，承诺个人与公司共同承担全部债务。

“我们马上安排财务打款。”短短半小时后，科技公司便确认收到45万元首期款，剩余135万余元货款，双方在调解协议中明确了分期支付的具体节点和金额。

调解协议签订后，舒婷始终牵挂着协议履行情况，持续跟进跟踪督办。在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届满后，她第一时间开展电话回访。

“舒法官，最后一笔款项已经全部收到，太谢谢您了！”电话那头，科技公司负责人的语气满是轻松。

建筑公司方面也传来好消息，唐某兄弟表示，随着这笔债务彻底结清，公司终于卸下沉重包袱，能够全身心投入经营，近期还顺利洽谈了几笔新业务，发展重回正轨。

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从僵持不下到达成共识，这起连环涉企纠纷导入综治化解程序后，仅用十日便成功达成调解协议，且在法官全程跟踪督促下全部履行完毕。此次“一揽子”调解，不仅彻底化解了四起关联纠纷，更帮助两家企业摆脱诉讼拖累，重新聚焦主业经营，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稿件来源：江岸区委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