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打造治理高效的新时代英雄城市。破解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难题，是武汉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法治引领保障作用，切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连日来，长江日报记者先后采访部分街道、社区基层干部、相关专家，他们表示，要通过建设社会治理共享体，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加快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深化网格化服务管理，做实小区治理“三方联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方联动建设社会治理共享体

把议事会当成居民家常会

常青花园二社区“邻里帮”志愿者在社区走访时，热情为居民答疑解惑。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

日前，一场热火朝天的议事会在东西湖常青花园第一社区开展。“晾晒场旁有破损井盖，存在安全隐患。楼栋单元侧面道路拐弯处有个石块，很多业主的车在这里被剐蹭过，有没有好办法解决？”与会居民踊跃提出自己观察到的问题。

很快，来自东西湖区城投党支部的下沉党员向磊，就带着维修人员来到了第一社区。

不久，晾晒场破损的井盖就更换了，周围还铺上了新的地砖；拐角处的石块也变成圆形，开车出行再也不会被剐蹭了。

“议事会就是居民的家常会，不拘时间地点，畅所欲言，把社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常青花园第一社区党委书记夏依介绍，社区在了解居民诉求后，会协调物业、下沉党员、相关职能部门等力量和资源，多方联动解决难题。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廖奕对长江日报记者说，就法治思维而言，要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基准，改变单向度的管理者思维。法治方式上，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健全社区治理结构，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围绕市民生活的困点、难点、堵点、痛点规范施策。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基层自治让偏远乡村焕发活力

“上周，村里刚刚召集了22名村代表参加的村务公开讨论会，商议今冬明春的相关工作及福利物资发放。”江夏区山坡街高峰村党支部书记余良忠介绍，在这座武汉南部边缘、地处梁子湖畔的村庄里，村务民主协商如今已成常态。小到村里的太阳能路灯装在哪里，大到村集体产业未来如何发展，高峰村的村民们都会聚在村支部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

“只有让大家共同参与、共同获益，才能更好地把劲往一处使。”目前，拥有374户的高峰村，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3.6万元，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去年，高峰村作为江夏区城乡社区治理实验的样板社区打造唯一试点村，由多部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村内党员群众等组成多元主体，全程参与共同协商制定了《高峰村小微权力清单协商决策手册》，归纳40项村级事务和6项村民小组事务，并配套制作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全面明晰了村支两委成员的权责事项。

负责该样板项目打造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张大维教授认为，通过遵循全过程民主原则，让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穿村民自治全过程，将使村务的决策机制朝着更为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多元预防调解社会矛盾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走进武昌区水果湖街道滨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个“刘老师工作室”服务牌首先映入眼帘，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守候在门口，随时为前来社区办事的居民提供帮助。

滨湖社区有6700多户、2万余名居民。社区党委书记章肖鹏介绍，2020年7月，社区组织千余名下沉党员成立“红五星”党员志愿服务联盟，并依托辖区内司法、公安等系统的资源优势，招募了一批义务调解员。2021年6月，以社区老党员刘爱芝为主的“刘老师工作室”正式成立，为群众调解了房屋漏水、公共区域管理等多起矛盾纠纷。如果居民的诉求无法及时解决，社区还会把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请来社区直接与居民对话，社区马红军律师工作室也会同步参与调解。实现社会矛盾多元联合调解的模式，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目前，联盟里已有10支专业队伍，开展政法宣传、平安巡逻、便民服务等工作。

“社会矛盾化解要尽可能一体化，强化正确的法治导引，防止因选择方式多元，导致解纷更为复杂，成本不降反升。”廖奕认为，网格化治理要避免一刀切、机械化，保护好公民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尊重其自主选择，加强法治化的联动。基层社会自治相关规范，可以纳入法治体系建设，成为地方立法的鲜活资源。（来源：大武汉）